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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被告主张“原告持有而拒绝提供的证据内容不利于原告的”应推定该主张成立

作者:师敬辉  发布时间:2011-12-08 14:01:22


行政诉讼被告主张“原告持有而拒绝提供的证据内容不利于原告的”应推定该主张成立

【要点】

    行政诉讼原告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被告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原告,在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对此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处理,可以推定被告的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应修改完善。

【案情】

     原告:贺××。 被告:铜川市××区民政局。 第三人:周××。 原告诉称,自己是赌气离婚,在登记时未带结婚证,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也未让原告夫妻捺指印认可,便办理了离婚手续,被告的行政登记程序不合法,请求撤销其行政行为。 被告辩称,原告与第三人在离婚登记时言明结婚证丢失,而其他证件及签字齐全,我局在查阅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登记档案后,认为符合条件,为其二人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行政程序是合法的。事后,原告要求我局工作人员撤销其离婚登记,因理由不足被拒绝,原告便执意拿走了档案材料,至今仍未归还。 第三人周××意见,我与原告贺××婚后关系一直不好,二人离婚是自愿的,有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为证,我坚决不同意与原告贺××复婚。 2009年12月21日,原告及第三人一同来到被告的婚姻登记处,提交了自愿离婚协议书、户口簿、身份证,并言称结婚证丢失,被告的婚姻登记员告知有关事项,查阅了结婚登记档案,且监视申请人在自愿离婚协议书、离婚登记告知单、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一一签字。经过审查,认为符合离婚条件,按照《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准予登记,并当场发放了L610204-2009-00272号离婚证。但原告贺××在登记离婚之后,又产生了悔意,于2010年3月15日,她向被告工作人员诉说时,借机私自拿走了离婚登记档案材料。在应诉中,被告无法提供有关登记的档案材料,审判人员及时对原告贺××进行了劝解,并责令其提供有关材料,但原告向本院提交离婚登记审查材料复印件一份10页(首页注明12页)。被告当庭质证时指出:原告拿走的档案材料原件12页,其中申请人的结婚证丢失声明书2页原告未提交。庭审中,审判人员反复征询了原告与第三人关于婚姻关系的态度和意见,并做了必要的劝解工作,虽消除了当事人心中的疑虑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二人复婚仍然无望。

【审判】

     铜川市××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持有但不全部提供行政登记档案材料,可推定被诉的行政行为档案材料齐全,根据登记材料及当事人陈述事实,被诉行政行为基本程序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关于“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夫妻也未捺指印认可,便办理了离婚手续”的诉称无理,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行政登记档案材料应由被告入档保存,原告应当及时归还。参照《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五十六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服判。

【评析】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是举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但“实事求是”也是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对于谋些案件,不能一概而论,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案就是一则灵活应用推定的典型范例。被告铜川市××区民政局依法进行离婚登记,但原告贺××在登记离婚之后,借机私自拿走了离婚登记档案材料。使被告在应诉中,无法提供有关登记的档案材料。经审判人员责令,原告贺××才提供了有关材料,但页码少了两张,其又不愿再提交。经过原被告及第三人当庭充分的质证,法院依照有关诉讼证据规则,运用推定法则,综合分析后确认: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原告请求撤销该行政行为理由不足,依法不应支持;同时,审判人员通过协调化解工作,在晓之以理,明之以法的基础上及时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当事人服判,“‘官’了、民了、案结事了。”达到了的良好社会效果。该案处理是科学公正的。 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审理适用了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反映出了行政诉讼法存在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但该条文回避了原告持有该类型证据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两个诉讼证据规则有明显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解释时,充分考虑了行政诉讼的特点和举证责任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的原则,照顾了举证能力较低的行政诉讼原告一方,在行政诉讼初期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天看来,却未必是个好事,“实事求是”法律原则的实现,科学的诉讼证据规则起着关键作用,就本案而言,原告事实上持有证据却无正当理由而拒不提供,被告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正好明显缺失了这方面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法官依照该条规定,虽然可以处理该案,但却不是十分便利,行政诉讼法条不完善,也极易造成法官的理解偏差。司法实践中,原告持有行政行为的证据并主动举证的事实是大量存在的,从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基本原则来分析,被告为主要的举证方,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绝对的,在谋些情况下,为了准确查明案件事实,规定将一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原告,如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案、行政赔偿案、某些行政侵权案等,也不排除有些原告为了胜诉,存心故意妨碍被告进行正常举证的可能。总之,有些行政行为真实性的证据持有者可能成为原告,而在举证时,其自然要进行利益权衡,当觉得所持证据对己不利时,拒绝提供也变得可能。实践证明,原告的妨碍举证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行政诉讼被告的合法利益,干扰正常的诉讼活动和秩序,对其课以不利后果,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国行政诉讼法还能有什么理由不予明确的规定呢?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 “ 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藏或者致碍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前项情形,于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 这说明台湾地区设立该项法律的对象是所有行政诉讼的当事人,这为我国大陆立法提供了借鉴。行政诉讼作为三大诉讼之一的独立体系,面对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如果解决不好举证责任及证据的审核认定问题,极有可能导致不合理、不公正的审判结果。为了便于司法操作,考虑到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即应在不减轻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的同时,又应考虑证据的取得、举证的复杂程度、权衡各种利益情况和法律价值,进而设立符合实际、便于操作的举证规则及法律推定规则。因此,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进行修改。但在法律解释未修改之前,此类案件仍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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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思峰    

文章出处: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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